1943年初,我离乡背井,孤身来到上海。
港口的船号,街头小贩的吆喝,卖报小童叫喊着今天的大事件,远处打铁的声响极富节奏,擦皮鞋的中年妇女扯开嗓门:
“老板,擦鞋酬宾,包您满意!”
这里可没人介意我是外乡人,而看来邻居死去的二大爷留下的这副西装皮囊可以给我挣不少场面——他待我像亲儿子一样,留下来的所有,不给我也给不去他打仗牺牲的兔崽子。
角楼上的旗袍女人对我莞尔一笑,却不忘她的绣花手帕轻遮住嘴角,朦胧间说不清是谄媚,是妖艳,是轻佻,是各种花里胡哨。
显然如果不是她身旁醉酒的老员外那老皱得像风干红枣一样的手在她腰股间来回游走,我倒是会称之为高雅。
文化人在这繁华的大都会是极受待见的,这还得益于我手上复旦公学的求学函。以前二大爷说,在上海,永远不会受怠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还有一种就是穿洋装的!
我那会也没想着去问他梨木箱子里那套宝贝是怎么来的,只是现在我成了穿洋装的读书人备受照顾,好歹多亏了他。
——“回收上海租界,可不就是这帮文化人的功劳吗!”
从南京路到复旦公学的黄包车钱,车夫也是分文未收,只一路的毕恭毕敬之后跟我讲了这句话。
确实要我赘述上海的盛景可能我可以写上一天,倒不如回到故事来,具体让你们现在去外滩打开黑白模式的相机拍一张如出一辙。
到了学校,院长亲自驾马车来迎接更使车夫崇敬的神色又添几分。这当然不仅是因为西装皮囊,而是手里这颇有来历的求学函。
以及函上赫然的举荐人签字:赵廷之!
至于李校长为什么如此谦恭,还得提及廷之在上海文人圈子极高的名望,其在文学和政治上的造诣是极高的,毫不客气地说,李校长能有今时日的地位还多得他的提携。
但他已然是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头子,归隐山田,行动不便。在我看来倒只是苟延残喘,将死之人还舍不尽世间繁华,境界只谓全无。
想在李校长看来,我还只是毛头愣青,言语可不能像心里想的一样轻佻。
“久仰恩师大名,如雷贯耳,晚生有礼了!”
“先生过谦!年纪轻轻既得赵恩师举荐,才必过人,实乃后生可畏!”
“不敢不敢,实是赵先生厚爱,晚生资质钝愚,德能不备,可望恩师不吝赐教~”
“哈哈哈哈贤侄休要过谦,来来来,我且领你一观本校周遭,再命人打点贤侄住所,以后就当自己家,学有闲暇也可寻我探讨一二。”
“晚生谢过恩师了。”
这一鞠躬可是廷之那苟活之人也不曾受过的礼遇。并不尽然是他不配,仅从礼节而言,他可受不起我这躬身一拜——我将他抚养成人,授学礼教,也正是如此我才胆敢直呼其名,要知道,言行名望,他多是我一手栽培。
至于参观,我并无许多兴致,陪笑敷衍了事后回到了住处。这里是公学的高级教师公寓,只是高级教授的住所,看来廷之这小子与那李校长关系定然不浅,必不能单止于授学之义。
不过显然这些与我无干,我也并无投石之趣。但这便门大开,倒是省去我不少功夫,我来这里,是要寻得自身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