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起，家里的空气里总飘着两样东西——蚕匾里白生生的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还有爸妈没日没夜的争吵声。屋后的蚕房终年闷着，潮湿的气息裹着蚕粪的腥气，钻到鼻尖里，和摔碎碗碟的脆响缠在一起，成了童年最磨人的背景音。
一年级那年，爸妈咬碎了牙，关了蚕房，揣着攒下的微薄积蓄，去镇上开了间小杂货铺。日子总算有了点盼头，货架上渐渐摆上了花花绿绿的糖果饼干，晚饭桌上也能偶尔见到油星子。可我偏偏不是块读书的料，课本上的铅字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爬得人眼晕，任我怎么盯着看，那些公式和生字也不肯往脑子里钻。老师的点名批评、父母恨铁不成钢的叹气，成了我每天逃不开的枷锁。
三年级的一个清晨，我被塞进颠簸的中巴车，送到了城里的伯伯家。伯伯开着一家汽修店，院子里常年飘着刺鼻的机油味，扳手和零件散落一地，活像个乱糟糟的废品站。伯母话不多，眼神却总黏在堂姐身上——我的这位堂姐，是邻里交口称赞的好孩子，奖状贴满了半面墙，成绩永远稳坐年级前列。
“你看看姐姐，再看看你。”这话像根针，爸妈说，伯伯伯母也说，扎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成了那个被时时拎出来比较的参照物。堂姐啃着脆生生的苹果，我只能蹲在角落，啃啃她啃剩的果核；他们买回香甜的奶油蛋糕，会特意躲进房间，关紧门，生怕我凑上去分一口；夜里我蜷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冬天漏风的窗缝灌进刺骨的寒气，夏天闷热的空气裹着蚊虫，咬得我满身是包。我不敢吭声，怕爸妈骂我不懂事，更怕伯伯伯母一个不高兴，就把我遣送回乡。在那间飘着机油味的院子里，我像株被踩进泥里的野草，蔫头耷脑地熬着日子。
初一那年，爸妈不知怎么知晓了我的处境，又匆匆把我转到了县城的姨妈家。那是我这辈子最亮堂的一段时光。姨妈家有两个哥哥，大的读高中，小的正冲刺高三，他们从不会拿成绩衡量我，更不会把我当成麻烦。每天放学，高三的哥哥都会准时守在校门口，高大的身影往那一站，平日里爱起哄的男生便不敢再凑近。他还会特意跑到我的教室门口，大大咧咧地跟同学说：“这是我妹妹，你们谁敢欺负她，先问问我。”
姨妈家的饭桌总摆得满满当当，红烧鱼、炖排骨，喷香的热气直往鼻尖钻。姨爹看着严肃，却总在饭桌上，不动声色地把鸡腿夹到我碗里。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被人护着、被人疼着的滋味，暖融融的，从胃里一直漫到心口。我也曾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好。可那些课本上的字，依旧像调皮的小虫子，怎么抓也抓不住。
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单依旧惨不忍睹。爸妈赶来县城，连一句解释都不肯听，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肯定是在这儿玩野了心！”他们认定我贪玩、不上进，认定我辜负了他们的苦心。我攥着成绩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我明明已经很乖了，明明没有偷懒，可他们怎么就不肯信我呢？
我彻底成了旁人嘴里的“坏孩子”。初中毕业，我勉强混进高中，成绩稳居全班倒数一二名。我鼓起勇气跟爸妈说，想去学酒店管理，我喜欢那些铺着干净床单的房间，喜欢热气腾腾的餐厅里，人们言笑晏晏的模样。可他们头也不抬地拒绝了，说那是“没前途的营生”，转头就托关系，把我送去了千里之外的卫校。
卫校的日子浑浑噩噩，解剖图上的器官、拗口的药理知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像个提线木偶，被命运的手推着，一步步往前走，却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二十岁那年，一道两道杠的验孕棒，把我彻底拽进了人生的泥潭。看着那抹刺眼的红，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双方父母急急忙忙地张罗婚事，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只有一场潦草的酒席，和满院喧嚣里，我无处遁形的茫然。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每天围着孩子打转，洗衣、做饭、接送上下学，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没什么滋味。老公在工地上干活，每天拖着一身疲惫回家，要么沉默地刷着手机，要么倒头就睡。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可说，更谈不上什么爱情。
只有看着孩子扬起的笑脸时，我才觉得心里踏实了几分。风从院外的稻田吹过，掀起一层层起伏的禾浪。我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怔怔地出了神。未来的路还长，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往哪儿走，只清楚一点——往后的日子，或许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趟过去了。